我的婚事
我在郭汝栋部队当军士队区队长时，队部驻在涪陵南门外石嘴，另一个区队长李仲达，住家在一个号为“方信成”的药铺隔壁。“方信成”药铺有个姑娘，叫方学兰，她父母早亡，只有兄嫂，那时她在涪陵师范学校读书。李仲达的妹妹李季达和方学兰是同学。李仲达很为我的婚姻操心，常对我讲要给我找一个妻子，问我要什么条件，我开玩笑地回答：“只要能独立生活就行。”
有次李季达约方学兰和另外几个女同学春游，路过我们部队驻地时，李季达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假借来喊她哥哥，让方学兰和我见了一面。
由于彼此相距较远，她们又是几个女同学一路，我连方学兰是啥模样都没看清。可是，这事却让方学兰的哥哥知道了，认为一个大姑娘，自己出去相亲，有辱门楣，于是把方学兰关起来，不准她上学了。
那时，四川一方面封建思想十分浓厚，婚姻不自由，许多人结婚时门上贴着“宁立平等地，不结自由婚”的对联。另方面，北伐时期，要求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的进步思想己传入四川，方学兰是个很有个性的姑娘，她不甘受封建压迫，一个人偷偷冲出牢笼，子然一身跑到成都读书去了。她到成都后住在亲戚毛百年家。写信回来向家里要钱，她哥嫂先不给，企图在经济上断她后路，以此胁迫她回来就范，但不寄钱她也坚决不回来，她家没奈何，只好给她寄钱去。
我对方学兰十分同情，认为是我害了她。她由于看了我一眼，就被迫离乡背井，远走他乡于是便开始和方学兰通信。
我父亲思想比较开明，在婚姻问题上对子女并不过多干预。我母亲封建思想却很浓，她极力反对，她认为女学生不讲三从四德，无论如何不许我和方学兰结婚。她和我曙村二伯娘（即郭汝栋的母亲）想了一个主意，给我介绍了一个姓张的姑娘。她是二伯娘的干女，取名郭汝华。张原是信教的，我当时错认为信教的是洋奴，因此坚决不同意。二伯娘和我母亲无法，只好求助于神灵。她们写两个纸条子，一个写郭汝华，一个写女学生，揉作两团，烧起香，由我拈，拈到哪个算哪个，恰好我拈到的纸条上写的是女学生，她们才不勉强我了。
我当连长后，部队打了败仗，从涪陵到綦江。这时我要求入党不遂，思想有些消沉。“漫笑人迷我更痴，百年多是几多时。伤心看破世间事，起坐中宵读鬼诗”这首诗便是这时作的。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喝酒醉了，跑到綦江城墙上去玩，我很忧郁地说：“人生没什么意思，跳下去结束一生算了。”别人听我这么说，以为我恋爱受挫，就要自杀。于是告诉我家里，父母听说儿子要自杀，当然作出让步。等郭汝栋部队一返涪陵，赶快找人到方家说媒去了。方家开始不答应，怕人说是自由恋爱结的婚，名声不好，几经说媒，方家终于答应了。我们オ于1930年1月19日结婚。
我们的婚礼很奇特，既是自由结婚的形式，又掺杂许多封建场面。婚礼在礼拜堂举行的，有介绍人，主婚人等一套西化仪式，在穿着打扮上也是照西方的一套，我穿的是西装，她穿的是婚礼服。从方家到礼拜堂只有约五百步的距离，方家一定要坚持用花轿去抬，一路要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这才算是正式嫁出去，否则就是瞧不起方家，我家只得按此办理。从礼拜堂回到我家时，母亲又非要我们给她叩头不可，我们又只好穿起西装，婚礼服给她叩头。这种东西方大杂烩的婚礼，也说明了虽然当时人们的思想已逐渐解放，但封建意识还是很顽固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