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电影革命者你是否对李大钊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呢？

看完电影革命者你是否对李大钊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呢？第一个提出共产党名称的革命先烈，他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呢？

李大钊，字守常，原名李耆年，字寿昌，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13年夏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深造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年底李大钊在友人资助下含愤东渡日本留学。1914年，他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学习期间，他受到安部矶雄、河上肇等日本学者的影响，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曾与同学张润之合译《中国国际法论》，开阔了知识视野和眼界，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还以文会友，在日本结识了章士钊等人，对日后的思想和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1918年11月，李大钊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新潮社顾问，并在社刊《新潮》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他关爱、引导进步青年积极向上，参与发起或指导支持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演讲团、觉悟社、赈灾会、进德会、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等进步团体的建立，曾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还组织青年到日本考察，促进了中日民间交流及青年进步，团结了越来越多的革命分子和爱国学生。他不仅在政治和思想上关怀青年成长，而且热情帮助青年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一大批青年都受到过他的影响，毛泽东曾说：“他（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经过艰难的探索，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后，李大钊从革命道路的探索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伴随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他以马克思主义观察国家命运，同中国实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投入到更加曲折复杂的革命斗争中。1920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开始探讨创建革命组织的问题。同年3月，李大钊等秘密发起成立“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存有较多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图书室“亢慕义斋”，通过广泛的学习研究、举办公开讲演会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深入传播。同年4月，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就筹建政党问题与李大钊等会谈。同年5月1日，李大钊亲自领导“五一”劳动节在北京的纪念活动，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专号）上发表《“五一”（MayDay）运动史》一文，指出“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并发出号召：“起！起！！起！！！劬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马克思主义日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进一步促进了工人阶级自己政党的诞生。

1920年7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担任北大教授期间，他撰写了《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等著作和讲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乃至民族问题、妇女问题等都进行过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还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参与学校管理。他以渊博学识、崇高精神和伟大人格赢得人们尊敬，被尊为“宅心长厚之良友，道德文章之楷模”，在学术界和教育界享有盛誉。作为著名教授和学者，他在多所大学任教，除在北大开设讲授“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和举办“现代政治”等讲座外，还到女子高等师范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通过大学讲坛公开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火种。他还曾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活动，认为各团体要有一个明确的主义，并进行联合行动。他在《晨报》上发文《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呼吁“把已有的职业团体改造起来，没有团体的职业也该速联合同业，组织起来”。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就“党的名称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明确答复“就叫共产党”。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该小组经常在李大钊寓所活动，11月创办《劳动音》周刊，向工人和广大劳动者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在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次年5月创办长辛店工会（后改为俱乐部），培养工人运动骨干；积极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促进了北方党团组织的发展。在此期间，李大钊还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参与“社会主义论战”等，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体现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巩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和阵营。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后改在浙江嘉兴）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李大钊因在北京领导索薪和争取教育经费的斗争未能出席大会，他始终是中共北京支部（后改名为中共北京地委、中共北京区委、中共北方区委）的主要领导人，为党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地方组织的建立及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继续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多次被选为中央委员。1921年11月，中央局发出关于建立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等工作的通告。他通过北京党组织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先后到北方各地建立共产党组织，北方党组织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影响遍及全国，这对中国共产党发展为全国性政党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广泛深入的革命斗争作了必要准备。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之后，李大钊积极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北京、上海、湖北、广州等地广泛讲演，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学说等，播撒革命精神和火种。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李大钊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西湖会议），讨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他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与马林等人同孙中山先生会谈，对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曾领导创办了我国早期的重要工人刊物《工人周刊》，从思想和组织方面推动工人运动的高涨，通过反帝反军阀争取民主权利，派出许多同志领导开展了长辛店工人大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工厂工人大罢工、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开滦五矿三万余工人大罢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工厂两万余工人大罢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大罢工及陇海、津浦、粤汉、京汉等铁路的大罢工，革命风暴席卷了北方的铁路和矿山，掀起北方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撰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总结工人运动。他在《新民国》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鼓舞人民继续战斗；在《“二七”二周纪念册》上发表《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号召工人阶级和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们“更要奋勇万倍的（地）高扬着鲜红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

同年6月，正在躲避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的李大钊接到党中央紧急通知，化装化名（李琴华）冒险回到北京并秘密前往苏联莫斯科，作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作了报告，列举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并介绍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

同年底，李大钊奉命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专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加强党对北方革命运动的领导，立即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他在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上发表许多文章，指导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他十分关心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领导一些同志在北京蒙藏学校中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他领导成立了北京总工会，推动北方工人运动飞跃发展，从1925年2月起，胶济铁路大罢工、声援“五卅”运动的天安门前示威大会、关税自主运动、以推翻段祺瑞卖国政府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标的“首都革命”等罢工和示威运动席卷大多数行业，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风暴。

在领导北方革命斗争中，李大钊采取联合冯玉祥的正确策略，并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活动的影响，促其发动“北京政变”、改编军队，并释放“二七”罢工被捕的工人，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他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坚决支持农民运动，在《政治生活》上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论述了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将其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材。此后，他在《政治生活》上发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正确评价农民自卫武装和自卫运动的发展，论述了争取与改造旧式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为农民组织及农民运动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的亲自领导和带领下，北京各界人士及社会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八国通牒要求大沽口撤防的示威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段政府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李大钊负伤。次日，段祺瑞执政府发布要求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李大钊等的命令，李大钊的住处及其活动受到严密监视。此后，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内。

虽一再遭受通缉，但李大钊毫不计较个人安危，以舍生忘死的精神坚守在革命前线，毅然肩负起领导北方革命的全副重担。他积极支援北伐战争，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和革命青年，派遣许多同志到国民军中去做政治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26年7月，他发表《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的罪行。1927年2月，他致函冯玉祥介绍北伐军事情形及各方势力，函告“关于农民运动需设法联络之”。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不顾国际公法，悍然派出大批军警包围苏联大使馆及旧兵营，逮捕了李大钊等87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李大钊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广大工人、学生和教师纷纷要求释放李大钊，北京几十所国立及私立大学校长多次开会商讨营救办法，但无济于事。被捕后，李大钊在监狱中和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并写出近3000字的《狱中自述》，激情满怀地回顾了自己壮丽的一生，表达了矢志不渝的革命志向和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

1927年4月28日，凶残卑怯的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一齐绞杀。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38周岁。为了救国救民的共产主义事业，李大钊无畏赴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正如他所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他的光辉业绩和伟大精神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